光從名字來看，沒有人會去設想這是一部復仇片，但是隨著劇情的深入，復仇這一元素也不單單是它的重點。

影片開頭就鋪設了伏筆。德國某酒店發(fā)生一起殘酷的殺人案件，科林尼槍殺了某企業(yè)家梅耶后主動投案自首。

各項證據都指向科林尼，但是作案動機卻沒人知曉。他自從入獄后就一言不發(fā)，對犯罪行為也是毫無辯解，很明顯，殺人者就是科林尼。

可是，犯罪動機是什么？沒有證據表明死者與科林尼相識，可從尸檢報告來看，這絕對是一場帶有私人恩怨的犯罪。

三槍全部打在死者的頭部，鼻梁斷裂，面部嚴重毀容，這表明嫌疑人曾猛烈地擊打過死者的面部，而這些舉動都彰顯了一個事實，他對死者有著很深的仇恨。

影片開始沒有給出科林尼槍殺梅耶的鏡頭，就是在暗喻這起案件并不是表面上所呈現的樣子，接著另一位主角的出現引領了接下來的事件。

卡斯帕授命擔任科林尼的辯護律師，他的出現，不僅是一個律師的身份，更是能揭開故事謎底的人。

以一把十分罕見的手槍作為整個故事的轉折點，由此撕開了塵封多年的秘密。原來，梅耶曾是一名納粹軍官，他在戰(zhàn)爭期間無情地殺害了包括科林尼父親在內的20名平民。

但他卻逃脫了法律的制裁，皆因為德國在1968年頒布的《德雷爾法案》，對梅耶的追訴期超過了時效。

所以，科林尼選擇了自己動手。

顯然，這是一部復仇類型的電影，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從科林尼自首的那一刻開始，他就已經得到了一次正義，只是這個正義只屬于他自己，他不在乎自己的生死，只想趕快了解此事。

但是卡斯帕的到來改變了這一切。他執(zhí)著于找出背后的真相，正是他這份決心，給科林尼帶來了第二次正義（真正的正義）。

結尾，科林尼自殺了，沒有審判，也沒有正義，只有擺在眼前的真相。

對科林尼來說，看到遲到的正義終于來臨，就是讓他放下多年遺憾的根源。

對梅耶來說，在面對科林尼時，他便知道擱在心里的大石塊終于可以落地，所以跪在科林尼面前的他，沒有反抗也沒有逃避。

他用自己剩下的大半輩子來彌補自己曾犯下的過錯，這也是為什么在卡斯帕眼里，梅耶是一個非常友善的人，就像是他父親一樣。

設定他們三人間的復雜關系也讓該片有了更多的沖突，誰袒護誰？這不僅是卡斯帕要面對的問題，更是那些經歷過戰(zhàn)爭時期的人和政府要面對的問題。

一個人究竟是不是戰(zhàn)犯？法律應該對他做出最好的裁決，不僅是為了給那些經受摧殘的家屬們一個交代，更是為了維護法律存在的意義。

其實這是一部反思歷史題材的電影，銘記和彌補是它的主題，因為沒有人做這些的話，死去的人便沒有了意義。

電影前部分的鋪設和敘述很豐富，但是后面發(fā)力不足，有些倉促，導致頭重腳輕。卡斯帕帶來的反轉與之前的鋪墊不夠搭配，就是前部分的懸疑色彩過于濃厚與背后的真相沒搭上的原因。

不過，它依舊是一個好故事。

不是很明白國內片商為什么加“無罪謀殺”四個字，多半是為了賣座，但查了下票房似乎也沒啥幫助。不得不說，對了解案情的人畫蛇添足，對其他觀眾則有部分泄底之嫌。畢竟又不是看古畑任三郎，早早定了有無罪只等動機和手法。當然，這不妨礙電影本身有料。

如果不是改編自真實事件，我會說這講的是最荒誕的那種寓言。年輕律師陰差陽錯接下大案，意圖一展身手，卻發(fā)現要為殺害恩人的兇手辯護。老謀深算的原告律師，原本游刃有余占盡道德和庭審優(yōu)勢，卻突然落入為戰(zhàn)犯開脫的漩渦。

而被諷刺最為激烈的當然是被殺者邁耶。遵循殘忍的規(guī)則放過小孩，多年后被小孩仿照喪父的儀式槍殺，近乎視如己出般善待的鄰居，甚至贈送豪車鼓勵研習法律，最終成為揭露他可怖面目的中堅力量。

庭審內外閃回了很多邁耶的往事，二戰(zhàn)時囂張跋扈屠戮無辜，戰(zhàn)后對年少時的律師慈眉善目關愛有加，最后落在他跪地準備迎接槍決的絕望面孔。隔著銀幕，命運的大手抽著他的耳光，同時也告訴我們，人很可能不止他們看起來的那一面，他們盡可以去埋葬過去，但犯下的惡行會始終跟隨。

小律師一腔正氣，打拳和撩妹的部分都很帥，老律師的演法酷似反角，所以被奇襲時恪守道義底線意外地令人尊重。邁耶在沙灘一露面就滿臉寫著“本人黨衛(wèi)軍戰(zhàn)犯”，后來一聽原名漢斯就更實錘，哎我一定是新納粹題材的電影看太多。最后，一直覺得科林尼有些面熟，但看完也沒認出就是《姜戈》，真慚愧。

《無罪謀殺：科林尼案》（下文簡稱《無罪謀殺》）從一開篇就布下迷局。

時間是2001年，地點是德國某星級酒店，事件是一起殘酷的謀殺案。意大利裔的德國移民科林尼，是一家著名汽車公司的退休人員，他偽裝成記者，進入酒店套房內槍殺了著名企業(yè)家漢斯·邁耶，并將尸身頭部踩踏至模糊。事發(fā)后，科林尼自首，卻始終對殺人動機保持緘默。

《無罪謀殺：科林尼案》海報

這起殺人案令時人困惑。因為科林尼與漢斯似乎沒有什么交集或糾紛，并且，現實生活中科林尼與漢斯的評價都不錯。認識科林尼的人，說他品行端正、默默無聞，而漢斯功成名就、樂善好施。

科林尼的殺人動機究竟是什么？《無罪謀殺》拋出這個巨大的懸念，牢牢將觀眾裹挾其中。

科林尼

隨著三個月前才取得律師執(zhí)照的年輕律師卡斯帕·萊寧，成為科林尼的辯護人，觀眾才跟隨他的視角，一點點抽絲剝繭靠近真相。

律師卡斯帕·萊寧

卡斯帕面臨著巨大的挑戰(zhàn)。一方面，他與死者漢斯是忘年交。身為土耳其裔，他小時候遭受諸多歧視，幸好有漢斯慷慨友善的資助，他才能順利完成學業(yè)并成為律師。他們雖然沒有血緣關系卻情同父子，并且，漢斯的孫女喬安娜是他的初戀。而今他卻要為一個行刑式槍殺漢斯的人辯護。情感的天平傾向漢斯，但律師的職業(yè)操守，讓他必須站在科林尼這一邊。

另一方面，科林尼一心求死地保持沉默，讓他想要替科林尼辯護也無計可施。與此同時，代表邁耶家族的原告律師馬丁格是鼎鼎大名的大律師，也曾給卡斯帕上過課?？ㄋ古料胍A過馬丁格，幾乎不可能。

這場判決看起來，卡斯帕幾乎是必輸了?！稛o罪謀殺》的第一個小時，就像進入一條漫長的且沒有亮光的隧道，低沉、壓抑、緊張。

但隧道終有盡頭，從一把有著歷史跨度的P38手槍——這是納粹德國軍隊使用過的手槍，卡斯帕找到突破口，調查開始柳暗花明。

P38手槍

原來漢斯的身份曾是一名納粹軍官。1944年，意大利游擊隊在科林尼的故鄉(xiāng)——蒙特卡提尼的一家咖啡館引爆一枚炸彈，造成兩名德國士兵死亡，納粹軍隊未能找出游擊隊員。彼時在當地執(zhí)勤的黨衛(wèi)軍少校漢斯，指使手下射殺了二十名平民男子作為報復，也即，死一個德國士兵就要殺十個平民。這其中就包括科林尼的父親，他親眼目睹父親被納粹分子射殺。

年輕時的漢斯

從這里開始，《無罪謀殺》就與一般的懸疑片區(qū)別開來，它有著更高的立意，進入對法律、對歷史、對人性的反思層面。

在納粹覆滅后，很多國家的軍事法庭開始對犯下滔天罪孽的劊子手進行審判。1960年代，科林尼也曾通過法律途徑起訴漢斯，但無功而返。因為1968年，德國通過了一項叫做《行政犯罪法的實施法》的法律，其中規(guī)定，任何幫助犯只要不具備成為正犯所須具備的特質，對他們只按殺人罪而不按照謀殺罪處理。而普通殺人罪是有20年的訴訟時效。這就意味著，1968年之后，幾乎所有前納粹軍人都因為過了訴訟時效而免于法律的處罰。他們可以像漢斯一樣，搖身一變過上新生活，甚至成為社會名流，享受榮譽和愛戴。

法律途徑被堵死，科林尼采取私人救濟式的復仇。這雖然并不值得提倡，但電影也一再經由人物之口提出有力的詰問：法律一定是對的嗎？法律有沒有可能是惡法？

馬丁格為漢斯做辯護稱，戰(zhàn)爭中報復殺害是很常見的，甚至國際法也允許戰(zhàn)爭極端情況下的殺人，前提是不殺害女人兒童、不以殘暴手段殺人、處決前不可凌虐等。但漢斯拿十命換一命的做法，儼然也超過邊界。

《行政犯罪法的實施法》非但沒有追溯漢斯等人的罪行，反倒給了他們逃之夭夭的法律庇佑。

法律代表的是最基礎的公正，是維護社會秩序和個體權益的工具，遵守法律是每個人的義務。如果對待法律的態(tài)度是隨意性的，那么社會秩序會崩塌，弱者也無公平可言。但人們都默認的一個前提是：法律是公平公正的，法律代表的是正義。可法律是人制訂出來的，人會出錯，法律也可能會有不完善的地方，甚至法律會成為“惡法”。當“惡法”傷人了，我們還要恪守“惡法”嗎？

庭審中關于“法律”的辯論

《無罪謀殺》以科林尼的自盡告終，它給出的是開放性答案，實際上也是將問題拋給每一個人。究竟是“惡法非法”還是“惡法亦法”？該如何避免“惡法”的產生和給人帶來的傷害？

不同于日本對戰(zhàn)爭罪惡的掩蓋和無視，德國是善于反思的國度，德國有大量影視劇直面這個國家錯誤的過去、錯誤的歷史。對納粹的時時反思是如此，對《行政犯罪法的實施法》的反思也是如此。而電影最終抵達的，是對人性的反思。

漢斯是天生的劊子手嗎？顯然不是。當他脫掉軍服、抹除污點開始新生活時，也許是出于天性使然，也許是出于贖罪的心理需求，他成了眾人眼中慷慨友善的好人，也幫助過很多人?？赡芗{粹軍隊里的不少人，當他們作為普通人時，他們也是好人，可他們穿上軍裝時，當他們成為戰(zhàn)爭中的一顆螺絲釘時，他們可能就被“平庸之惡”吞噬了。他們按照指令行動，但這個行動可能是反人類、反人性的，他們只負責執(zhí)行，而沒有一點點遲疑，或者提出反對。

在面對強大的體制或身處極端情境，該如何保留脆弱的人性？人該如何避免淪為工具？這是《無罪謀殺》留給每個觀眾的強有力的質問。

《無罪謀殺》值得一看。它有優(yōu)秀懸疑片的審美范式，同時有著厚重的人文內涵。在日本仍不愿意直面二戰(zhàn)罪行的背景下，這部電影也體現出強烈的現實批判性。

電影的歷史長河中從來不缺正視歷史，反思二戰(zhàn)的影片。1961年的《紐倫堡的審判》將主角對準了二戰(zhàn)時期執(zhí)行納粹指令的法官，以良知與政治的博弈講述戰(zhàn)爭對人類心靈造成的扭曲。1993年的《辛德勒的名單》以史詩級的篇幅，借用德國商人辛德勒的視角，講述二戰(zhàn)對于猶太人慘絕人寰的屠殺罪行。2003年的《我們的父輩》以德國五個意氣風發(fā)的年輕人在二戰(zhàn)洪流中分奔東西的群體命運，描寫個人生命在戰(zhàn)爭碾壓下的渺小無力。二戰(zhàn)結束距今已有七十多年，但戰(zhàn)爭給人類帶來的傷害，人類對戰(zhàn)爭的思考，卻從未停止。

改編于同名暢銷小說，來源歷史上的真實事件，原著影響力之大，《科林尼案》讓德國總統(tǒng)都為之驚動。影片連續(xù)六周獲得票房冠軍，并直接推動了德國司法部門對相關法律的修訂。這些光環(huán)讓電影本身超脫于藝術本體的探討，揭示出懸疑外衣下真實性與現實性的內核本質，搭建現實與歷史的互文效應，批判人類歷史上的浩劫之殤，直指戰(zhàn)爭對人性的異化。

被殺害的老人邁耶，在萊寧眼中是一位慷慨寬厚，重情重義的老人，萊寧的父親在他2歲那年去世，從此以后，萊寧將邁耶作為人生中的第二個父親，視為人生的榜樣，父輩楷模。受于邁耶的慷慨庇護，萊寧得以完成學業(yè)，成為一名律師。在邁耶的孫女漢娜眼中，祖父無可挑剔，父母親、哥哥早世，祖父承擔起照顧她的責任。社會公共視野里，邁耶還是國家榮譽勛章的獲得者，是報紙頭條會登名報道的知名企業(yè)家，榮光與財富集于一身，一個聲明赫赫的老人，與邪惡扯不上半點關系。

戰(zhàn)爭的魔法將普通人變?yōu)閻耗В?zhàn)期間二名德國士兵在意大利游擊隊的襲擊中被炸身亡，為報復，邁耶命令用二十個意大利平民的生命消抵二個德國士兵的生命。科林尼的父親就為其中之一。比槍殺更為邪惡殘暴的是，邁耶武力強制尚是幼子的科林尼，直視父親被子彈擊穿頭顱的血腥一幕。此時的邁耶不僅是無情的殺人狂魔，還是將仇恨與暴力的種子撒見后代心靈的惡魔投毒手。身在戰(zhàn)爭中的邪惡與殘暴，與現在時空慷慨寬厚、榮譽集身的耄耋老人形象造成強烈的人格反差，這是同一個人中的不同兩面，被命運安放在不同的位置，一個存在于和平世界，一個存在于戰(zhàn)爭亂世。

當科林尼的槍指向邁耶，邁耶下跪，對準槍口。這個帶有明顯懺悔意味的姿態(tài)側面說明，戰(zhàn)后在邁耶的內心深處帶有極強的不安與恐懼，或許他的后半生都曾為這雙沾滿鮮血的雙手感到恥辱，直到科林尼找到他，他主動受死的姿態(tài)，像是主動祈求原諒的贖罪與投降，這個結果像是他所等待的，只有科林尼按下這一槍，他才能與自己的罪孽達成最終的清算。

得知萊寧掌握了祖父曾經槍殺科林尼父親的證據，漢娜跑到萊寧樓下，為祖父的罪行開脫，她理直氣壯，祖父何罪之有？他只是服從命令。在國家戰(zhàn)爭面前，一名軍人的行動只是國家意識形態(tài)機器所運轉下的一枚螺絲釘。漢娜的駁斥，無可厚非，只是那份理直氣壯顯露了她利用規(guī)則的冰冷與狡猾，個人道德情感上的無情與冷漠。

法理與情理的對薄，最后出現在新人律師萊寧與明星律師馬丁克在庭審現場的巔峰對決。盡管馬丁格一再強調，邁耶的行為只是服從國家命令，同理，他參與編著幫助無數戰(zhàn)爭犯逃脫制裁的“徳雷爾法”也是政府交給他的任務，他只是受雇于某個部門。萊寧三次詢問，就因為如此，這就是正義嗎，這可以代表正義嗎？馬丁格坐在證人的席位，緩緩艱難，說出了不。

沒有等到最終的判決，科林尼在馬丁格承認這不是正義之舉后，選擇自殺，案件終止審理。法律上，正義的宣判始終缺席，但那句不，科林尼用自己的生命爭取到?？屏帜岬淖詺?，導致最終判決的缺席，像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腹語術的表達，片面的反思升華為正視歷史的勇氣，代表了德意志民族內部對二戰(zhàn)持有的沉重而真誠的自省態(tài)度，雖沒有法律的審判，但內心的不安與愧疚卻是更為凌厲的懲罰，幻化成一個民族精神的蒼涼底色。

死去的人不想報仇，這是影片中的一句臺詞，科林尼不是用生命報仇，是用生命告訴實行過暴力犯罪的納粹分子，你可以用執(zhí)行政策的假托之詞掩飾自身罪惡行徑，但在內心深處，你一定不能覺得這是正義之舉。失去對人性的批判，對錯誤的反思，是一個民族最不可救藥的惡，這種惡，只是換了一種方式，將傷害延續(xù)。

慈眉善目的老人，是手染鮮血的筷子手；為正義呼喊的律師，曾義正言辭袒護邪惡；在血腥屠殺的煉獄里，哭泣的小孩被教育要勇敢；在摧毀強者的丑聞里，孤獨的正義者正飽受群體的刁難。

戰(zhàn)爭對人性的異化是戰(zhàn)爭的悲哀，人類對人性的放逐是人類的恥辱。法律可以修補社會秩序，但無法修補千瘡百孔的心靈，這部影片不是站在法律的高地，為民族曾經的錯誤筑起保衛(wèi)的高墻，而是以直面歷史的勇氣，正視歷史的決心蟄伏于二戰(zhàn)傷痛的余溫中，對曾經犯下罪行進行嚴肅深沉的剖析。這里面，有對“惡”的復雜性思考，有對人性晦暗面的鞭撻表達，有對戰(zhàn)爭毫不留情的痛斥與反思，有力度，更有溫度。

《無罪謀殺》讓我想起幾年前的一部電影《朗讀者》。盡管前者披著犯罪片的外衣，后者讓人記住的是它驚世駭俗的絕世愛戀，但兩部電影的視角是相通的——在現代世界如何對待二戰(zhàn)戰(zhàn)犯，尤其當那個人與你有親密的社會關系時，你將站在社會公義的角度還是個人情感的角度，天平將傾向哪一端？

相信大多數人都會選擇正義。但實際選擇沒有那么簡單。兩部電影之所以勾連起人們復雜的情感，讓故事走向幽暗深處，恰恰因為戰(zhàn)犯也是一個普通的人——在現代社會，他們和我們一樣，有工作有家庭，過著平凡的生活。當他們把過去隱沒，你對他們的這段過去一無所知，當你某一天忽然發(fā)現密切交往的愛人或親人曾在歷史上扮演極惡的角色時，你將如何面對？

《無罪謀殺》和《朗讀者》一樣，拋出了極為殘酷的問題。

《無罪謀殺》

《朗讀者》

有意思的是，這兩部電影的男主角都從法學院學生走向社會成為一名真正的律師，相對于親情愛情，兩人都偏向更為嚴肅的社會情感，站在人類的正義這端。《朗讀者》中的男主角對與漢娜（凱特·溫斯萊特）的一段生死愛戀極為羞恥，而《無罪謀殺》中為殺人犯科林尼辯護的律師萊寧也顯得十分冷酷無情，他不顧前女友的情面，更不顧待他如父的死者漢斯·邁耶的情面，堅定地走向了被告辯護方。

許多觀眾都能從這兩部片中看到德國現代社會仍在對二戰(zhàn)反思的態(tài)度因此大加贊賞，但我從情感深處卻認為兩部電影表現的反思是微妙的，也并沒有走向同一條路。

在《朗讀者》中，戰(zhàn)犯漢娜被審判時，她無辜地道出“我只是完成我的工作”，令人驚詫但又合乎情理。從觀眾的角度而言，我們極易對她產生深深的憐憫，因為她確實是殺人鏈條上微不足道的一環(huán)，不過做著本分之事。

而在《無罪謀殺》中，看待這個問題的角度是完全相反的。明明萊寧的教授馬丁格拋出了一個令人深省的問題：在當時那個時空里，在戰(zhàn)爭狀態(tài)中，漢斯·邁耶也是在做著一份黨衛(wèi)軍軍官的工作，完成他分內職責（追殺意大利游擊隊并且因此牽連到無辜平民）——但為什么，他至今已被殘忍殺害還要被追問歷史的責任？誰又能保證，你在當時的環(huán)境里不會做出同樣的選擇？

同樣性質的故事，發(fā)出同樣的問題，答案卻走向兩端。《朗讀者》中我們會站在戰(zhàn)犯這個角度，考慮到她也是人，是戰(zhàn)爭工業(yè)中的一環(huán)；而在《無罪謀殺》中，我們卻不會姑息漢斯·邁耶的罪過，哪怕他余生為社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仍然死有余辜?！也唤闷?，造成這種情感偏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細節(jié)。

在《無罪謀殺》中，戰(zhàn)爭的惡通過非常具體的方式表現出來，它極為殘酷，極為血腥，因為漢斯·邁耶利用一個孩子的單純，讓他眼睜睜看著無辜的父親因自己而死。

科林尼背負了一生的罪責，不僅包括對漢斯·邁耶的仇恨，還包括對父親的愧欠。他殺死漢斯·邁耶的行為極為殘暴，卻包含了兩種深刻的情感——復仇與贖罪。當戰(zhàn)爭像天空中的云一樣散去，人們在意大利那陽光明媚的廣場上可以繼續(xù)平凡的生活時，孩子科林尼卻背負著仇恨與懊悔長大，他度過了悲慘的一生。

《無罪謀殺》剝洋蔥般將一個無情的殺人犯的過去剝開，用律師萊寧的心和眼，我們一點點追尋這起案件的真相，穿越層層迷霧，最終到達1944年那個陽光明媚的小鎮(zhèn)廣場?！抢镎l(fā)生一件泯滅人性的事，只需一瞬間，就足以影響人的一生。

正因對個人生活的聚焦，我們看到了戰(zhàn)爭如何對受害者造成不可磨滅的影響。當萊寧的教授問出“漢斯·邁耶不過是做他分內之事”時，我們從內心深處都不會原諒這個惡魔，因為他的惡惡得光天化日慘無人道。我們無法忘記孩子絕望的眼神。

從這個角度來說，《無罪謀殺》絕對站在了受害者一方，它把《朗讀者》中拋出的問題引向必須通往譴責與反思的路，不容我們對戰(zhàn)犯產生憐憫共情。哪怕他們作為常人被殘害至死的生命最后一刻如此恐怖，我們觀眾卻不會惋惜。因為漢斯·邁耶毀掉了無數科林尼的一生。

所以試想一下，如果《朗讀者》中漢娜不是在口述，而是電影不斷閃回蒙太奇那些被她送進集中營的人們的死亡或劫后余生時，我們會為誰流下眼淚……還是說，同情和悲傷根本不夠消解戰(zhàn)爭的殘酷，在這里面，人類共同扮演了惡人，也共同成為了受害者？

凱特·溫斯萊特扮演的戰(zhàn)犯漢娜

《無罪謀殺》中還有一個更加復雜的問題，是戰(zhàn)犯子孫如何面對家人的過去和他們自己的身份。

如果說萊寧作為一個法學專業(yè)學生，一個應將公平正義視作職業(yè)理想的人做出的選擇無可厚非，那么他不管怎樣對漢斯·邁耶一家冷酷無情，他都有他走向正義的理由。但是對漢斯·邁耶的孫女來說卻不是如此。她從來都不知道自己是戰(zhàn)犯的后代，她一生至親殺害了這么多無辜的人，她自己要如何面對歷史，面對社會，面對未來，這是一個更加殘酷的問題。

讓我印象深刻就是電影中的一個細節(jié)——當歷史真相最終被解開后，法庭外，漢斯·邁耶的孫女坐在椅子上久久不能平靜。她問萊寧：“我也是那樣的人嗎？”這個問題問得人心碎。對萊寧來說，追尋正義責無旁貸；可是對漢斯·邁耶的孫女來說，追尋正義意味著對至親的“背叛”。我將選擇相信什么繼續(xù)生活下去，包括腦中存儲的關于親人的回憶，如何面對這份回憶——是遠離十惡不赦的他，還是原諒十惡不赦的他，似乎沒有可以容我走下去的道路。而我的自我之中是否包含著上一代惡的基因，人們又將如何看待我？這對德國人來說是一個難題，如果放在中國社會，將更是一個難題。

從這個角度而言，包裝為好萊塢式犯罪片的《無罪謀殺》，背負了更加沉重的社會意義。它不僅延續(xù)了德國社會對戰(zhàn)爭反思的傳統(tǒng)，還將觀察的視角深入到個人生活中——我們清晰看到，戰(zhàn)爭如何在戰(zhàn)爭結束以后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他們至今被道德的重重枷鎖困擾，無論是戰(zhàn)犯的后代，還是受害者的后代，每個人都在具體的生活中真切面對詰難與悲痛。這也是戰(zhàn)爭的殘酷，以另一種方式延續(xù)。

《科里尼案件》作者，費迪南德·馮·席拉赫

在我看完電影以后，出于好奇去查找了電影相關資料。我驚訝地發(fā)現，原來電影原著《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費迪南德·馮·席拉赫，他的身份中確實包含了這兩個極為具體的問題——既是一名堅守正義的律師，也是納粹戰(zhàn)犯的子孫。他的祖父正是在紐倫堡審判中被指控為納粹主犯之一的巴爾杜爾·馮·席拉赫！

巴爾杜爾·馮·席拉赫18歲加入納粹黨，1931年成為希特勒“帝國青年團”領袖，1946年在紐倫堡審判中因“危害人類罪”被判處20年監(jiān)禁。直到去世之前幾年，年幼的費迪南德才對這位祖父留下一點直觀感性印象。

在我看到的訪談中，費迪南德對祖父的態(tài)度既像是坦然面對的，又像是諱莫如深的。有時他愿意直截了當地來談一談祖父，有時他又避之不及。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費迪南德說到祖父墓碑上的一句：“我是你們中的一員?！边@不僅對他來說，對我們看似局外人的旁觀者而言，都是一句警世恒言。

“我是你們中的一員?！?/span>——在我看來，就是《無罪謀殺》這部電影的核心觀點。作為戰(zhàn)犯的惡人，有善的一面；作為殺人犯的惡人，亦有善的一面；作為親人的人，還有惡的一面……絕對的善和惡并不存在，我們更多時候都在模糊的灰色地帶，因為不同時空產生的問題做出自己人性某一面的選擇。

當漢斯·邁耶的孫女低頭沉思問出“我和他一樣嗎”，這是一個極為殘酷的問題，就像作為律師的費迪南德問他自己，我和祖父一樣嗎？

故事中的萊寧正是費迪南德分身出的另一個自己，他對電影中的她說：“你是你自己?！?/span>

這句話讓人解脫，釋然。可以想象費迪南德帶著問題寫到最后，他對歷史和自我都給出了一個明確的答案：戰(zhàn)犯下一代不應背負戰(zhàn)犯的惡名，而應成為獨立的人繼續(xù)生活下去，但他們又應比普通人對戰(zhàn)爭更有道義的責任，他們更應該為這沉痛的歷史延續(xù)自己追尋正義的職責。

律師萊寧和漢斯·邁耶的孫女，正如費迪南德的分身自我

最后也是我個人好奇所致，我發(fā)現《朗讀者》的原著作者本哈德·施林克與《科里尼案件》的作者費迪南德竟同是法律專業(yè)出身的作家，施林克還是費迪南德學生時代的法律教授，這是多么神奇的巧合！他們以不同類型的故事拋出相似問題，雖然審視戰(zhàn)爭的角度不同，但兩部著作改編的電影都讓我們深刻地感受到了戰(zhàn)爭延續(xù)的罪惡和人性中極為復雜幽暗的一面。

我非常喜歡《無罪謀殺》中馬丁格教授說的一句話。當萊寧讓他以法律史專家的身份接受庭審時，他從原告辯護席走向證人席，開著玩笑說：“換個角度看看這里也不錯?！痹诜ㄍサ闹醒朐倏匆豢丛瓉硎菓?zhàn)犯的被害者，和原來是受害者的殺人犯，還有世間高高在上的審判者，歷史沒有因此改變，情感和反思卻變得不同。

是的，“換個角度看看”，這正是《朗讀者》和《無罪謀殺》共同拋出的問題。讓我們換個角度，再看一看人性與戰(zhàn)爭。

1970年12月7日，時任西德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區(qū)起義紀念碑前驚天一跪，轟動了全世界。這一略顯夸張的舉動，使得德國國家形象就此大幅度提升。他們對戰(zhàn)爭罪行的全面反思，得到了舉世公認。而在藝術文化領域，除了美國人不遺余力地拍攝反戰(zhàn)電影、控訴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外，德國人自揭傷疤的態(tài)度也不落下風：無論是經典戰(zhàn)爭片《從海底出擊》的寫實和壓抑，還是德國版《斯大林格勒戰(zhàn)役》的血腥和殘酷，德國的電影工作者們總是試圖最大限度上還原那場戰(zhàn)爭的真相。他們更是敢于直面曾經的反人類罪行，拍攝了諸如《死亡終點站》這樣的大屠殺題材電影。

在2019年這部名叫《無罪謀殺：科林尼案》的電影中，德國人再次重翻舊賬，將一段武裝黨衛(wèi)軍屠殺意大利村民的恐怖故事帶了出來。這次導演馬可·克羅伊茨派因特納使用了一種類似懸疑片的拍攝手法。當所有殺人證據都指向一個叫法比奇·科林尼的意大利老工人時，他卻故意緘口不言，沉默如海，導致觀眾們不斷猜測他的殺人動機。你知道他一定殺了人，你也知道他一定是蓄意殺人，然而導演好像偏要折磨一下你的耐心，你越是想知道他就越不讓你知道這是為什么……

直到將近50分鐘，一把二戰(zhàn)的德制瓦爾特P38手槍出現……

此時此刻，不管你是否戰(zhàn)爭片愛好者或軍迷，都能猜到這把手槍絕不會平白無故的出現了。電影里的男主律師萊寧正是通過這把手槍找到了突破口，而你也在隱約中猜到了個大概……當萊寧在法庭上告訴眾人被謀殺的德國老人漢斯邁爾就是制造蒙地卡蒂尼大屠殺的元兇——一名武裝黨衛(wèi)軍軍官時，觀眾倒吸一口涼氣的同時，心中那塊巨石也陡然墜下。果不其然，德國人又要對二戰(zhàn)那段黑暗歷史進行自我鞭尸了。

身為MMF集團總裁的漢斯邁爾，和藹可親，事業(yè)有成，曾獲德意志十字勛章榮譽。還對萊寧有著養(yǎng)父一般的恩惠，贈送給他一輛老派的奔馳轎車。這樣一位受人敬仰的老人，在戰(zhàn)爭年代卻是一位雙手沾滿鮮血的SS軍官，這種反差是否過于不可思議呢？不，在殘酷的戰(zhàn)爭年代，這樣的故事、這樣的“演員”比比皆是。多少像邁爾這樣的戰(zhàn)犯，只要把軍裝一脫，轉眼就在一個新生國家扮演起中流砥柱的角色，不但遠離清算，反而活得有滋有味。你很難說他們是在演戲，還是本性使然，就像邁爾對萊寧的照顧，你很難說出于一種怎樣的情感。人性太復雜了，很多時候，它比深淵還要更加靠近地心。

萊寧是一名土耳其移民。在現今德國乃至歐洲，移民和難民越來越多地涌入，我們司空見慣的同時，也很少去換位思考他們的處境。就像德國國家足球隊有很多土耳其裔的球星那樣，萊寧以土耳其移民的身份考取德國律師，并在德國家庭照顧下長大，這毫無疑問是一種隱喻。這也讓他擔任科里尼的辯護人時壓力巨大，并且難以洗刷一種“白眼狼”的嫌疑。萊寧還面臨著無數誘惑，這是一個現代版的浮士德故事：他的老師使用歌德的典故，暗示他放棄良知，做出一個更有利于職業(yè)發(fā)展的選擇。諷刺的是，這位老律師當年就是做出了幾乎相同的選擇，并成為1968年頒布的德雷爾法案的簽署者之一，給德國法律畫上了污點。

然而，德國畢竟是一個盛產思想和哲學家的偉大國度。萊寧也沒有重蹈老師的覆轍，他堅定選擇了程序正義的這一方。不管你信仰真主還是上帝，真正能審判一個人的，唯有法律。萊寧的老師甘愿成為浮士德，所以終將面對喪失靈魂的虛無。意大利人盧凱西站在法庭上揭露邁爾，也為他被指控為通敵的父親完成了贖罪?！盁o罪”的法比奇·科林尼，也終于可以如釋重負地上路了。

歷史是最好的劇作家，電影也正是取材于真實事件改編的暢銷小說。但無論如何，“科林尼案”都只是冰山一角。就像以色列特工曾經滿世界地追尋納粹戰(zhàn)犯那樣，又有多少壞人因為德雷爾法案得以庇護呢？這顯然已經無法追溯。而現今的世界各地，隱形的歧視仍舊隨處可見。電影里的菲利普曾對河里游泳的萊寧說，“不要污染我們德國的湖?！鄙踔练评盏慕憬阋矊θR寧說過“若不是我爺爺，你還在賣沙烏爾馬（一種穆斯林手卷食物）”的氣話。所以，電影讓一位土耳其律師擔任主角，自然有其更深層次的用意。也只有像他這樣不徇私枉法的“白眼狼”越來越多，這個世界才會變得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