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美之城》里有句臺詞，是主角戳穿他裝逼的老朋友之后說的：

“斯特凡尼婭，你五十三歲了，跟我們大家一樣過著殘破的生活，你不該高高在上，藐視一切，而是應該跟我們感同身受，我們都在絕望的邊緣，能做的就是照看彼此，陪伴彼此，并開開玩笑?！?/p>

這一句戳穿了你我，也戳穿了《秘陽》里的李申愛（全度妍飾）。我們偽裝出一副掌控了生活的自洽樣貌，躲避絕望，躲避上帝的冷漠余光。

李申愛問：“這里有什么，就是陽光，陽光而已，你說有什么？”

陽光在她兒子那一縷金色頭發(fā)里，她視而不見。她將兒子從車里抱出來曬太陽，兒子卻躲進陰影。陰影隱喻的是李申愛從頭到尾不想面對的部分：生活的本來面目，以及自己的本來面目。她強行將兒子拽進刺眼的陽光中。

她要追尋美麗的生命意義，要走上通往璀璨未來的康莊大道。

她和秘陽這種小地方的人不一樣，和金宗燦（宋康昊飾）不一樣。金宗燦廉價，猥瑣，狼狽，除了一顆真心什么都沒有。她看不上他，也看不上秘陽的人。她給金宗燦和隔壁的服裝店老板娘送禮，雖然姿態(tài)優(yōu)雅得體，身體語言卻騙不了人：不斷在后退，想盡快結束對話，離開這些不配圍繞在她生命周圍的人。她并不想真正融入到秘陽中去，因為她和他們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嗎。

她嘲笑金宗燦低俗，卻把假獎狀掛上家墻；她向弟弟描繪自己如何被愛，即使對方深諳原委；她買地投資，打電話讓所有人聽見，雖然就快要彈盡糧絕。

但她不這么想，她是要追尋美麗的生命意義的人。于是，她不斷在別人眼中構筑自己的美麗假象。別人信了，她自己也就信了。為了這份虛假的美麗，她甚至不惜利用自己的兒子：錄下了他朗誦夸贊母親的作文，跳起來大聲歡呼。那一刻她很驕傲，卻不是為兒子，而是為自己。兒子的文章讓她這樣一位母親，這樣一位女人，在其他人眼中更美麗了。

悲劇就是這樣產生的。

她只知道自己是在追尋美麗，卻不知道這份動機背后是一種“凌駕”。她要的其實是凌駕于這些普通人之上，凌駕于生活的真相之上，凌駕于生命的本質之上。正如金宗燦聽不懂秘陽的浪漫含義時，她向他投去的那一撇鄙夷目光。那正是她投給生命的本質的。這在她眼里是乏味的，不堪的，無意義的。

“這里有什么，就是陽光，陽光而已，你說有什么？”

然而，凌駕于生命的本質之上是一件極其可怕的事情。

因為本質就是上帝。

上帝很快就報復了。它的報復異常兇狠，總是在李申愛打扮得最漂亮、心情最好的時候捅下那一刀。當李申愛和喜歡并仰慕她的朋友們一起喝酒唱歌，品嘗人生至美時刻時，她的兒子被綁架了。上帝更歹毒的地方在于，它的報復不是禍從天降，而是將一切埋藏在冥冥中的因果報應中。就像李申愛因為啟動不了汽車而抓狂，卻發(fā)現(xiàn)是她沒有將檔位推到駐車檔一樣——一切都是她親手造成。

李申愛太致力于營造假象，從而忽略了作為家長的責任，將兒子扔在大街上去和別人攀談，將兒子扔在家中去和別人玩樂。而她兒子的死，也是一個她所參與的必然。她向周圍的人炫耀有錢，導致兒子被周圍的人綁架。而她周圍的人，因為兒子也認識，所以必然會撕票。

令人震驚的一幕是綁匪打來電話，李申愛來到金宗燦門前求助。當看到他對著電視快樂地唱著歌時，李申愛竟然離開了。她是怕求助會讓金宗燦有機會徹底走入她的生命中，還是怕她偽裝出有錢人的形象徹底崩塌，沒有人知道。但不管是什么，她選擇離開，代表她依然沒能領會到生命本質的含義。

這時候，她胸口頂上來一團不知是什么的東西，噎得她無法行走。

隔天，李申愛取出僅剩的幾萬塊錢，這時她的扮相是憔悴而狼狽的，當生活的真相撕碎了她營造的假象時，她的扮相都會變得憔悴。而這也是她的真實面目。她從袋子里掏出那一堆假錢，也掏出了她對自己的全部幻覺。

兒子的葬禮過后，李申愛蹲在地上，問了金宗燦一個問題：

“我當時怎么能做出那種反應呢？親手把他（犯人）殺了都不解恨呢，在警察局碰到那個人的時候，我為什么避開他呢？”

因為她已經習慣了偽裝美麗，也就習慣了避開真相：丈夫不愛她、家人很冷漠、并不是有錢人、鋼琴也彈得一般的真相。正如她在辦理兒子的死亡登記時，忘記了身份證號碼一樣，她已經不認識這個被她忽略和遺忘的真實的自己。

她跌跌撞撞走出去，胸口那一團不知是什么的東西又頂了上來。

然而在這時，她抬起頭，卻看到了藥鋪老板娘不斷給她安利的信仰。

那一團東西再一次被壓下去了，內化在她的身體和靈魂里。

“這里有什么，就是陽光而已，陽光，你說有什么？”

李申愛笑自己竟然說過這樣的話。有了信仰之后，她的生命里充滿喜悅。喜悅越來越滿，她要溢出來，于是她又一次穿上漂亮的衣服，捧著上帝發(fā)明的花朵，迎接她又一次的至美時刻——去監(jiān)獄原諒殺死兒子的犯人。

李申愛始終沒能明白，她并不是一個虔誠的信徒，甚至稱不上一個信徒。她的信仰，和之前一樣，也只是她用來逃避生命本質的道具。而在這個真相面前，沒有人能逃脫得掉。當某個小男孩跑進她的家里上廁所，她仍會對著小男孩的背影，試探著叫出兒子的姓名。

她從來沒有認真聆聽上帝在對她說什么，所以她將所遭遇的一切都當做是上帝的報復。而這一次，上帝又狠狠報復了她。當她面對犯人，要原諒他時，沒想到犯人已悔過自新，臉上掛著如沐春風的笑容。他也有信仰了，在李申愛原諒他之前，他的信仰已經讓他獲得了原諒。

李申愛扔掉上帝發(fā)明的花朵，暈倒了。

醒來之后，再次換上憔悴扮相的李申愛在教堂拍打桌板，開始跟上帝決斗。

教友來到家里關心她，她將他們趕了出去；布道會現(xiàn)場，她混入后臺，在信徒聆聽上帝時播放一首歌詞是“都是假的”的歌。她勾引牧師，當牧師騎在她身上時，她瞪著天空對上帝說，“看清了吧？”

可她還是輸了。

教友們并沒有因為她的驅趕而惱怒，而是為她舉辦了祈禱會。牧師也在行進半途幡然醒悟，懺悔自己的失德的舉動。李申愛拿起石頭，重重地向上帝有可能降臨的房間砸去。她發(fā)瘋一般在街道上亂走，念叨著從小到大上帝讓她遭遇的一切苦難，并抬起頭，嗤笑一聲，“我才不輸給你呢”。她的終極挑釁是教義里堅決禁止的自殺。然而，當她看著鮮血橫流的手腕，意識到死亡將至時，她跑出去對著路人說，救我。

“這里有什么，就是陽光，陽光而已，你說有什么？”

再次醒來的李申愛，獲得重生的李申愛，扮相依然憔悴。

她來到一家美發(fā)店，沒想到剪發(fā)的人卻是犯人的女兒。頭發(fā)剪到一半，李申愛奪門而出，問金宗燦為什么偏偏在這一天，在重生的這一天帶她來這里。她望向天空，怨憤地剜了一眼。好像在質問上帝，到底要折磨她到什么時候。

暫時就到這里了，上帝說。

李申愛路過服裝店，被老板娘叫住。剛來秘陽的時候，她建議老板娘將房間裝修得亮堂一些，老板娘背地里嘲笑她自以為是。而如今，遵循她建議的老板娘熱情地和李申愛套近乎，感謝她讓生意變好了。老板娘見她頭發(fā)剪了一半，不小心說錯了話。然而，李申愛并沒有介意，自嘲地和老板娘笑成一團。

上帝就是在這一刻選擇原諒她的。

那一團頂在她胸口的東西，也早已被她吐得一干二凈。那口污穢正是她曾經最珍視的東西：她的偽裝，她的藐視，她的一切讓她背離生命本質的東西。

而生命的本質，就是永恒的無常。

只有當一個人坦誠地接受了這種永恒的無常，坦誠地接受了自己和萬千眾人沒什么區(qū)別，都是渺小、可笑、被無常作弄、與無常周旋的可憐人時，才真正有機會在看向陽光時，發(fā)現(xiàn)陽光之外還有別的什么東西。

李申愛回到家里，拿起鏡子準備自己剪頭發(fā)。而一直默默伴隨著她的金宗燦，這個名字和陽光一樣明亮的男人，來到了她面前，俯視著她，拿起鏡子，讓她面對自己的模樣。你看這時候的金宗燦，像不像上帝？

而這一次，李申愛沒有讓上帝失望，她即便面對著真實的自己，面對著生活的真相、生命的本質時，仍愿意把頭發(fā)剪得漂亮一些。

“這里有什么，就是陽光，陽光而已，你說有什么？”

還有愛呀，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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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本文是觀后感，并非影評。

2、作者是無神論，文中所提到的上帝隱喻的是萬事萬物，包含所有的物質和能量、空間與時間、自然規(guī)律和法則、以及將這些聯(lián)系在一起的事物，不論是我們能理解還是不能理解的，發(fā)現(xiàn)了還是沒發(fā)現(xiàn)的。如果非要有一位神，那么一切都是神的部分，神是一切的總和。

作者：Andrew Chan

譯者：csh

譯文首發(fā)于《虹膜》

李滄東在形容他的創(chuàng)作過程時，用了「絕望」這個詞語。對于任何了解他作品的人來說，這不該是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1997年，43歲的他推出了長片處女作《綠魚》（在此之前，他是一位備受尊敬的小說家），自那以來，這位偉大的韓國導演，一直展現(xiàn)出自己對于黑暗的趣味。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在他那些最為無情、殘酷的作品里，他處理了如下主題：祖國近來的壓迫史（《薄荷糖》）、對女性造成的性侵害（《綠洲》與《詩》），還有一位年輕人在日益神秘的世界中感受到的絕望（《燃燒》）。他采用的是一系列不詳?shù)念}材，他還為自己的作品賦予了完美主義的藝術水平，這一切為他的作品賦予了一種特質，仿佛每一部影片都出自一場偉大的斗爭。在2010年的《詩》與他根據(jù)村上春樹作品改編的《燃燒》之間，隔了八年的時間，在此期間，李滄東放棄了一些項目，他希望能夠找到一個最能激發(fā)緊迫感的項目。最終，他的選擇似乎是對的：這部作品為他贏得了職業(yè)生涯中最廣泛的好評。這部作品涉及了許多最近的人與事，譬如唐納德·特朗普、階級差異、大男子主義以及朝韓之間持續(xù)不斷的沖突。這一切讓這部驚悚片非常貼合當下這種毀滅性的政治形勢。

上周，李滄東參加了現(xiàn)代藝術博物館的回顧展——這是他八年來第一次訪問紐約。借此機會，我與他談了談對于電影和文學的熱愛，以及他成為敘事者的原因。

記者：你在電影院看到的第一部印象深刻的作品是什么？

李滄東：那是在六十年代，我大約十一歲的時候吧。有一部動畫片在韓國上映，講述的是一個叫洪吉童的角色的故事。他有點像韓國文學中的羅賓漢，這個形象起源于一部古老的、古典時期的小說。我這個年齡的孩子，都在期待這部電影的上映，所以我也特別想看。但是，我家的經濟條件不太好，所以我沒有足夠的錢，沒法買票。我的表哥知道我想看，我的表哥知道我想看，所以他給了我票錢。我去了劇院，那里擠滿了孩子。我加入了隊伍之中，但當我越來越接近售票廳的時候，我開始有了一種感覺：我真的不想再看這部電影了。我無法肯定這種想法的緣由。我一度很想看那部電影，但就在我發(fā)現(xiàn)自己不得不買票的時候，我就想從那些孩子中脫離出來，做一個獨立的個體。

最終，我去了隔壁的劇院，那里正在上映（理查德·布魯克斯的）《吉姆老爺》。我甚至不知道這部電影講的是什么，但我決定去看一下。當時我太小了，所以我很難理解那部電影。它太黑暗、太可怕了——大海和暴風雨啊！這是一家比較老舊的、二輪放映的劇院。那里的觀眾沒有那么多，當然，觀眾里也絕對沒有孩子。我獨自坐在黑暗中，充滿了恐懼與焦慮。當電影接近尾聲的時候，我意識到主人公正走向不幸的命運之中。這實在是太難忍受了。在這之前，我也看過電影，但這真的是我第一次自己選擇電影、購買影票，這是一種原始的體驗。那一刻，我感受到的恐懼與共情，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記者：那時候你可以看什么類型的電影？

李滄東：如果你問的是那些影響我的電影，我可以說，很多電影都和你眼中的「杰作」沒什么關系?！都防蠣敗肪褪沁@樣一個例子，雖然它改編自一部偉大的小說，但它其實并不能算是一部偉大的電影。尼古拉斯·雷的那部《北京55日》也是這樣的例子，這部作品我也非常喜歡。直到很長一段時間以后，我可能才發(fā)現(xiàn)你印象中的那種“偉大”的電影。我年輕的時候，大概二十歲之前吧，韓國有一個制度，每一部外國電影的引入都必須經過政府的批準，就像中國的制度那樣，所以我們很難看到這些電影。而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我三十多歲了，我開始看到了這些偉大的電影——當然，只是通過盜版。當然，在這一時期，有很多導演影響了我，比如卡薩維蒂。

記者：在你成為電影導演之前，你寫了很多成功的小說。你用這兩種藝術形式表達了自我，你能談談兩者在表達方式之間的區(qū)別嗎？

李滄東：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的家人在不斷地搬家，我們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所以我一直都是獨自一人，交朋友對我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想，我寫小說是為了與外界的某些人交流，雖然我可能并不知曉他們確切的名字和面孔。無論我采用何種形式，這種目標都未曾改變——我渴望交流。其實，在幾年以前，我又開始寫小說了。我寫了好幾個月，但我發(fā)現(xiàn)這太花時間了。如果我繼續(xù)這樣下去，我不僅無法寫出一部小說，也無法拍出一部電影。我總是想要寫作，但在那段時間里，我發(fā)現(xiàn)自己拍不了電影。

文學與電影的不同之處在于，當我寫小說的時候，我期望某個讀者與我一同經歷一系列的情感，但在拍電影的時候，我想影響更多的觀眾。對我來說，寫小說就像是寫情

記者：在《詩》與《燃燒》中，主人公都可以算是新人藝術家。你可以感覺到他們的努力，他們試圖弄清楚的是，藝術創(chuàng)作的活動該如何去適應這個狂亂的世界。

李滄東：是的，這些角色的自我認同是很重要的，他們覺得自己可以是藝術家。他們作為藝術家向這個世界提出問題?！对姟返呐鹘桥ο胱屢皇自娮呦蚴澜纾核鄲赖膯栴}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即便她因為癡呆癥失去了語言能力。而《燃燒》的男主角凝望著這個世界，他想知道在這樣的地方，什么樣的故事是有意義的。這兩部電影都聚焦于藝術家的處女作，這種首創(chuàng)性是很重要的：這是藝術最為純粹的時刻——藝術家在尋找藝術的本質。在村上春樹的故事《燒倉房》中，主角已經是個三十多歲的老牌作家了，他可能已經習慣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在電影中，這個男人還不能算是一個作家。他還年輕，他剛剛起步，這讓他對這個世界更加敏感。

記者：有趣的是，這兩個角色在非常不同的年齡開始創(chuàng)作他們的第一部作品。你是否曾經想過，如果你在二十多歲的時候開始拍攝電影，你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來對待電影創(chuàng)作？

李滄東：你很難去推測這種可能性。如果我從小就出身于電影業(yè)，上過電影學校，我想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我有時會觀察周圍拍電影的人，對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說，電影是最重要的東西。電影對我來說可沒有這么重要。其他的一些東西要更為重要，我不知道如何確切地定義它們，或許是這種溝通的想法吧。不管它是什么，我考慮的并不是藝術形式本身。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仍然覺得自己很像《燃燒》的男主角，他總是在想，他寫出什么樣的故事才能走向世界。雖然我是個年紀比較大的藝術家，而且我是在職業(yè)生涯晚期才開始拍電影的，但我仍然會考慮這樣的問題。

有沒有一些藝術家以你特別感興趣的方式探討這個問題？

李滄東：很多藝術家拍電影的方式和我不一樣。有些人和我是同代人，比如說侯孝賢，我特別喜歡他的早期電影。我在一些導演那里感受到了某種私人的聯(lián)系，一種親密無間的感覺，其中大部分都是亞洲導演，比如侯孝賢、賈樟柯和是枝裕和。每當我觀看一部好電影，特別是一些不知何故被吸引的電影，我就會感覺自己在和導演交流。不過，說實話，雖然我經常從電影中獲得激勵與靈感，但真正對我產生最大影響的還是閱讀，讀書最能讓我產生創(chuàng)作的欲望。我經常受到年輕作家的啟發(fā)，不過如果讓我回憶這些年來閱讀的作品，我腦海中首先浮現(xiàn)的名字仍是卡夫卡、契科夫、?？思{、海明威。如果更接近當代的話，我還可以說出雷蒙德·卡佛。你可以說，對我來說，文學是一種通道，我可以通過它來思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