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戮行動》是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jié)我看過的最棒的一部作品，不僅僅是因為題材的驚世駭俗，也不僅僅是因為導演為了拍這部紀錄片在印尼呆了整整七年半，還學會了印尼語。 觀影過程中，不停地聽見觀眾席中發(fā)出不屑憤怒和譏笑的聲音，這還是我第一次碰到：“流氓（gangster），它在英文中的原意是自由的人（free man），所以流氓是正義的，他們捍衛(wèi)著這個國家的自由，不被共產(chǎn)主義侵蝕”，這些手上沾染著無辜者鮮血四十多年還趾高氣揚的儈子手，竟然還好意思把這句荒謬無比的謊言，四處宣揚，在鏡頭前，在大會中，在電視節(jié)目上，厚顏無恥地炫耀自己當年的屠殺行徑，“在我們這些遵紀守法的文明人看來，簡直荒唐透頂”！ 1965-66年，印尼軍政府的“反共”清洗中，一百多萬印尼共產(chǎn)黨、左派人士、知識分子和華人遭到屠殺，為規(guī)避責任，印尼軍方將屠殺任務交給當?shù)亓髅?zhí)行。至今過去四十余年，那些參與屠殺的流氓和他們的家人都成了當?shù)匚桓邫嘀氐囊?，稱霸一方，權與利雙收；而幸存者與受害者的家人，仍對那段往事噤若寒蟬，即便對門就住著當年殺害自己父親或祖父的兇手，卻只有沉默。 當導演Joshua Oppenheimer剛開始拍攝這部紀錄片，采訪當年大屠殺的幸存者與受難者家屬的時候，卻發(fā)現(xiàn)大多采訪者都不敢談論那段往事，而拍攝也不斷受到政府和警察的阻擾，最后，那些受訪者說，你們不如去找那些殺人者吧，他們都很樂意跟你們吹噓那些事的。然后Joshua就開始一個一個尋訪蘇門答臘那些臭名昭著的屠殺者，他采訪了四十個屠殺者，聽他們炫耀往事，帶他重游當年施行屠殺的地點，而第四十一個，便是紀錄片的主角，喜愛好萊塢黑幫片，崇拜Al Pachino的流氓安瓦爾·岡戈。 其實到這里我想大多人都已經(jīng)想到導演有兩條路徑可走，絕對能拍出一部滌蕩人心的歷史紀錄片。一則繼續(xù)跟隨受害者進行驚心動魄的拍攝，伴隨著政府和軍方的追逼壓迫，滿是血淚的往事被慢慢揭開，站在這個絕對弱勢群體的立場為他們呼吁，讓他們被強權壓抑緊閉的口第一次向世界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既正義又感人肺腑；或者是聽從建議轉而采訪安瓦爾·岡戈和其他的殺人者，展現(xiàn)他們?nèi)粘Ｆ胀ǖ纳钆c那些被害者實則無異，隨著拍攝的深入漸漸揭示他們夜晚的噩夢與良心的折磨，在殺人如麻的外表之下也有著一顆肉長的人心，以此來博取觀眾的同情與歷史的諒解。這兩種敘述方式都并不少見，想象起來，用在這個黑白分明的題材上無論用哪一個角度效果一定不差。 然而這些思考在導演執(zhí)鏡之前都已經(jīng)完成，他見識到了受害者們累累傷痕的內(nèi)心與恐懼，也從那四十個屠殺者的身上了解到，他們不是想象中的惡魔，像普通人一樣，有著一份工作，一個家庭，甚至已經(jīng)兒孫繞膝，過著平常的日子，即便是流氓混黑道又怎樣，不是每個上街收保護費的小混混都下得了手砍了一千多個人的腦袋還心安理得。所以，在他遇見安瓦爾·岡戈的時候，他帶著更多的疑問，做了一些不一樣的嘗試。 他把舞臺和鏡頭交給了他們，這些屠殺者，讓他們用自己的方式，來重現(xiàn)這段歷史，表達他們對這段歷史的理解，對歷史中的自己的想象。一開始，我想安瓦爾和他的同僚們并沒有想太多，他們早就習慣了自己鼓吹的那套，自己所理解的正義，正如年復一年印尼播放的反共宣傳電影，共產(chǎn)黨是惡魔，當年的屠殺保護了國家，是正義的實施者，所以盡管有時晚上睡不著覺，會發(fā)惡夢夢見那些他曾砍下的腦袋，安瓦爾也不覺得有什么大不了，畢竟他是好人，他的刀下鬼都是惡人。開始拍攝時，安瓦爾和他的手下赫爾曼幾乎像是在嬉鬧一樣，帶著些戲謔夸張地表演被他追殺的村民，抱著母親哭泣的孩子。 然而，隨著他們讓自己的想象不斷豐富展開的時候，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就像是被撕開了一道道口子，猶疑與恐懼不斷流瀉而出，他們笑不出來了。拍攝焚燒村落和強奸婦女兒童的場面時，火光熊熊慘叫凄厲之間，安瓦爾茫然地在鏡頭前晃過，那些只是群眾演員，不過逼真地回應著扮演施暴者的“五戒青年團”的追趕和暴行，但已經(jīng)足夠震撼，拍攝完成之后，赫爾曼哄著那些被嚇哭的兒童演員，抹干他們的眼淚，告訴他們不過是拍戲，也許那一刻安瓦爾想到的是，連做戲都能讓人嚇破膽，更何況那些經(jīng)歷真實歷史的當事人呢？而連抹干一個兒童演員的眼淚都如此之難，更何況堵住那百萬失去家人的受害者的口呢？他們一定在詛咒我們，一直在詛咒我們。以往安瓦爾也會這么說，因為這些共產(chǎn)黨員都是惡人，所以會詛咒仇敵，而如今他恐慌，因那詛咒是出于真實的傷害與痛苦。 最后，他選擇扮演曾被自己審訊殺害的受害者的角色，體驗坐在辦公桌前被審問虐打，被自己極其高明的發(fā)明，鋼絲勒脖而死的感受，他根本無法繼續(xù)拍攝。那一刻我感受到自己喪失了所有的尊嚴，充滿恐懼，他說，我想我體會到了我所殺害的人的感受。我們的感受是一樣的。安瓦爾最后這么說。 導演說，不，那些受害者跟你的感受不會一樣，因為你只是在排戲，等喊cut就結束了，而那些受害者知道自己是真的就要死了。 從最初活在殺人無罪的好人的想象中，直到想象中他和受害者相差無幾，安瓦爾已經(jīng)被自己想象的演繹逼得步步退讓，但是導演卻給了最后一擊，無論你如何想象，在你的想象與你親手造成的現(xiàn)實之間，仍有著一條巨大的鴻溝。 想象中，你是好人，而他們是惡人，所以你血刃上千性命仍值得歌頌；而現(xiàn)實卻并非如此。這現(xiàn)實不是導演鋪墊塑造的現(xiàn)實，而是活在這些人心中的現(xiàn)實，他們知道也許他們才是惡人，或許正因為無法接受這現(xiàn)實，他們制造出一個又一個謊言，以想象代替現(xiàn)實。并非是想象建構出現(xiàn)實，而是想象因現(xiàn)實而存在，因不愿面對現(xiàn)實而存在，只不過因為一再被重復，就顯得好像是現(xiàn)實還真實了。 安瓦爾最終是否接受現(xiàn)實，他所接受的現(xiàn)實是怎樣的，他又如何面對現(xiàn)實，無從而知。也許我們會簡單地想象，他的現(xiàn)實從“我是好人，而他們是惡人”，變成“我是惡人，而他們是好人”，又或者變成“誰都不是好人或惡人，大家都是人”。然而這終究只是我們的想象，無論是煽情還是冷靜，促發(fā)人的正義感或者同情心總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但這部紀錄片讓我惶恐。 “你們有禍了！因為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那先知正是你們的祖宗所殺的。可見你們祖宗所做的事，你們又證明又喜歡；因為他們殺了先知，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說：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們那裡去，有的他們要殺害，有的他們要逼迫，使創(chuàng)世以來所流眾先知血的罪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從亞伯的血起，直到被殺在壇和殿中間撒迦利亞的血為止。我實在告訴你們，這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路加福音11:47-51） 今日我們在觀眾席上發(fā)出不屑一顧的嘖嘖聲，因為與這些殺人狂魔相比，我們正義凜然，當回顧歷史，我們?yōu)槭茈y者哀悼。但我怕有一天我們發(fā)現(xiàn)，原來我們不一定永遠是好人，原來我們和我們以為的惡人一樣，不過都是人；我怕有一天我們意識到，原來在我們的想象與現(xiàn)實中間，有著那么大一道鴻溝；而我更怕的是，當我們一路逃避一路合理化直到被逼到墻角的那一天，一切都已經(jīng)太晚了。

《殺戮演繹》這部紀錄片可以算是最近最shock到我的一部片子了。

紀錄片的故事背景是這樣：1965年-1966年，在印尼軍政府的“反共清洗運動”中，一百多萬印尼共產(chǎn)黨、左派人士、知識分子和華人遭到殘忍屠殺，為了規(guī)避責任，印尼軍方將屠殺任務交給了當?shù)氐牧髅?zhí)行。而在這個屠殺運動的過程當中，許多無辜的民眾，包括普通的農(nóng)民、工人和知識分子都被扣上共黨的帽子而被殘忍殺害，而華人則是其中最大的受害群體。

在看到關于這部紀錄片的介紹之前，我甚至從未聽聞過這段歷史的存在，而看了這部紀錄片之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仿佛看到了“地獄空蕩蕩，魔鬼在人間”的一個樣板間。

紀錄片攝制于反共屠殺運動四十多年后的2012年。據(jù)說最初導演約書亞·奧本海默想要拍攝這個題材的紀錄片時，首先找的是事件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屬，但他們都對這段歷史噤若寒蟬，不愿也不敢提及，甚至有些還遭受到了人身威脅，于是他們建議導演：“去找那些殺人者吧，他們會很樂意跟你們吹噓這些事的?！?/p>

于是約書亞便找到了當時有名的行刑人員，其中之一便是該紀錄片的主角——安瓦爾·岡戈。導演告訴他們要幫他們拍攝一部關于當年“反共屠殺”的電影，讓他們重現(xiàn)當年殺人的歷史。果然他們一聽便興奮了起來，立刻YY起自己即將要成為電影明星受萬人敬仰的場面，并且認為這部電影將是他們當“英勇”的行兇行為的絕佳紀念，而后他們便可名留青史。

導演約書亞很聰明，他從一開始便無意主導電影的拍攝，而是把舞臺和鏡頭全部交給這些故事的當事人，讓他們用自己的方式來重現(xiàn)這段歷史。實際上約書亞想拍的也并不是電影，而是把“這些劊子手拍電影” 的過程呈現(xiàn)出來，成為一個獨特視角的紀錄片，也就是后來成片并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提名的這部《殺戮演繹》。

可或許導演自己也沒想到，這些行兇的劊子手在講起當年的一樁樁暴行時竟會如此坦然自若，仿佛壯士暮年談起當年的英雄故事一樣，不僅毫無悔意，甚至還一臉驕傲。夏夜里，他們聚在一起喝著酒唱著歌快樂地追憶當年，空氣中沖斥著油膩的、廉價的感懷。于是鏡頭下的他們與屏幕前的我們產(chǎn)生了一種超現(xiàn)實的、幾近魔幻的感知落差。

安瓦爾是黑幫電影的狂熱愛好者，他深深崇拜著阿爾·帕西諾、馬龍·白蘭度，并且從黑幫電影中獲得了許多殺人的靈感——例如，為了避免行兇時血流滿地惡臭難當，他發(fā)明了用鋼絲勒住受害者的脖子，將其慢慢縊死。

安瓦爾向鏡頭展示他的鋼絲殺人方式

當年的行刑者之一阿迪講述當年殺人方法

當年參與屠殺的很多流氓如今依然做著流氓，但他們生活得并不差，在印尼政府對流氓團體的默許和支持下，暴力似乎也為他們帶來了他們想要的一切——名利雙收、令百姓油然生懼的幫派地位、伊人在側兒孫饒膝的家庭氛圍。

安瓦爾反復提到一個觀點——印尼語中的流氓（preman)最初是從英文中的freeman（自由人）衍生而來的。因著這樣的解釋，他對于自己“流氓”的身份向來引以為傲——你看，是自由啊，一個多么高級的詞匯。

“五戒青年團”是印尼最大的流氓團伙，2012年人數(shù)已經(jīng)達到了三百萬人，這個團體是被印尼政府肯定和支持的。印尼副總統(tǒng)尤瑟夫·卡拉穿著五戒青年團的制服在集會上發(fā)表演講：“流氓就是自由人，這個國家需要自由人···我們的社會需要流氓精神，才不變成官僚主義的國家···”蘇門達臘省議員坦誠五戒青年團無惡不作“賭博、走私、夜總會、收保護費···”

由此喚起了我在6月份去巴厘島旅行時在印尼機場被海關人員索賄的記憶，當時就覺得很詫異——這么流氓的行為竟然成為了他們作為公職人員心照不宣的潛規(guī)則?，F(xiàn)在想來，既然這個國家的文化就是流氓文化，倒也不意外了。只是暗自決定，以后再也不會去印尼旅行。

他們不相信人權，以殘暴為榮，拒絕接受教育，堅信鐵拳即是主義?；蚴腔燠E于電影院倒賣黃牛票，或是去華人云集的市場收取保護費，或是在需要時被軍方利用當做干脆利落的劊子手。

所以當他們談及那些殺人的經(jīng)歷的流露出的那份坦率，并不是因為他們?yōu)槿苏闭\實，而是因為他們根本不認為那是罪惡。我們認為殘忍的，他們津津樂道，我們認為荒唐的，他們理直氣壯。印尼軍方不斷宣傳的反共電影，以及對于“五戒青年團”的價值觀倡導不斷給他們注射著迷幻劑，讓他們?nèi)諒鸵蝗栈钤诹胰战诸^中的亢奮中，活在對于暴力和殺戮行為的合理性確認當中。

剛開始拍攝時，安瓦爾和他的手下赫爾曼完全是懷著新奇和嬉鬧的心情，帶著初入電影行業(yè)的興奮，樂此不疲地對著鏡頭演示殺人場景，煞有介事地安排婦女和兒童作為當年的受害者來配合他們演出。嘈雜的印尼民眾擠成一團興奮地圍觀，在導演喊"cut"之后爆發(fā)出雷鳴般的掌聲和喝彩。

然而隨著拍攝的不斷深入，安瓦爾的內(nèi)心開始變化。那些冠冕堂皇的殺人理由腳下的泥土開始松動，猶疑和恐懼開始流瀉出來，這位老去的行兇者臉上的大笑開始僵滯，眉頭偶爾若有所思地皺起。

拍攝屠殺甘榜格南村那一幕場景中，五戒青年團成員如當年般焚燒村落和強奸婦女兒童，火光熊熊凄厲慘叫間，我們看到安瓦爾茫然局促地在鏡頭前晃過。

完成拍攝后，那些青年團和大部分的成年群眾演員很快從表演中抽離出來，并且為自己剛才的表演感到滿意。可唯有一些女人和孩子，在拍攝結束后仍然止不住地抽泣和顫抖，遲遲無法鎮(zhèn)定下來。赫爾曼安慰著受驚的孩子，告訴他們這只是在拍電影。他無法理解，為何他們的恐懼會如此逼真且強烈。

后來，安瓦爾扮演了當年被自己審訊屠殺的共黨人，他親身體驗著被虐待、被鋼絲勒死的感受，他怔住了，好久都回不過神來，渾身虛汗，失魂落魄，根本無法完成拍攝。由此我發(fā)現(xiàn)，安瓦爾身上有個最大的bug，就是“共情能力缺失“，他實際上是無法進入別人的角度思考問題的，除非他真的進入對方的局面。他對于別人的痛苦缺乏感受力，因此殘暴本性一旦被觸發(fā)便一發(fā)不可收拾。據(jù)說，他殺了至少一千人。

后來他帶著年幼的孫子一起在電視機前觀看自己的這段表演，第一次留下了眼淚。他恐懼了。他問導演約書亞：我當年拷問過的那些人，是不是像我表演的那樣痛苦呢?

導演回答他：實際上，被你拷問的人要感覺比這更糟。因為你知道你這是在拍電影，而他們知道他們要被殺死了。

安瓦爾曾多年被噩夢折磨，但他仍堅定地相信自己的正義，而當他真的身處受害者的處境時，他終于對自己發(fā)出了罪惡的質疑，可諷刺的是，他并不是良心覺醒，只是害怕受到報應。

與安瓦爾不同的是另外一個行兇者——阿迪·祖卡德里。他勸慰被噩夢困擾的安瓦爾：“你會感到不安是因為你意志不堅定。去除罪惡感的方法就是證明自己的合理性?！?/p>

阿迪的殘暴一點也不輸安瓦爾，他在街頭坐著敞篷車兜風的時候得意洋洋地講起自己當年如何殺掉自己女友的父親，只因為他是華人。

他說自己從不會感到慚愧，更不會被罪惡感困擾，他用來解脫自己的方式，便是不斷告訴自己“這一切都是正當?shù)摹保驗闅⒙拘袨槭潜徽试S的，并且自己也從未受到任何懲罰。

赫爾曼是安瓦爾的手下，一個大腹便便滿腦肥腸的混混頭子，他也以極大的熱情參與了電影的演出，穿著滑稽的戲服，扮成被調(diào)戲奸污的婦女，談論起下流猥瑣的事情便及其亢奮。他實在是看起來又丑又蠢，也是無比的坦白。

有一天他突發(fā)奇想去參選議員，并開始暢想自己成為建設委員會的議員后，可以如何利用職權來撈金。于是他跑去街頭派發(fā)名片，喊著口號邀請眾人投他一票，然而去時常忘記自己的競選宣言是什么。當然，我們發(fā)現(xiàn)印尼的民眾實際上也并不關心他的競選宣言是什么，而是紛紛詢問投票的話有什么禮品贈送。

赫爾曼坦言賄選是所有競選議員心照不宣的套路，并且屢試不爽。他們在競選活動上請來歌手和舞女助興，一起肆意扭動著腰肢，當然下面捧場喝彩的群眾也都要花錢來雇，否則便無人問津?！艾F(xiàn)在沒有人相信政黨競選那一套了。我們都成了肥皂劇里的演員，我們的靈魂早就像肥皂劇演員一樣，表面上看起來樂在其中，可實際上心里不屑得很，心里面會說：去他媽的?！?/p>

紀錄片中，整個印尼人民總是呈現(xiàn)出一種混亂而亢奮的氣氛，街道雜亂污穢，黑幫橫行霸道，可所有人都不明所以地亢奮。突然覺得，一個國家永遠呆在夏天，好像并不是什么好事。

隨著電影拍攝的深入，安瓦爾的恐懼和罪惡感逐漸萌生和壯大。積攢壓抑了數(shù)十年的罪惡無處葬身，從靈魂深處猛然回溯，狼狽不堪地要從口中沖出。于是，在一個晚上，安瓦爾在當年行兇的地方嘔吐起來，但最終，他只是干嘔了一陣，什么也沒吐出來。

最后，作為消除自己罪惡感的方式，安瓦爾在那部他參與拍攝的電影里安排了一個最為荒誕的情節(jié)：其中一個受害者把鋼絲從脖頸間摘除，轉身為安瓦爾戴上了榮譽勛章，口中念著臺詞：感謝你處決我，把我送入了天堂。

導演約書亞·奧本海默在接受采訪時稱：“我想探討的是集體想象的失敗如何支撐起這一切的免罪心態(tài)和公開慶祝。我的電影是關于一個棘手的問題：以大屠殺取樂到底意味著什么？”

為了拍攝這部片子，他在印尼呆了近十年，為了取得安瓦爾們的信任，他學會了他們的語言，并且在拍攝過程中不斷克制著自己的情緒，嘗試“把他們當做人來對待”。這無疑是艱難而值敬佩的。

約書亞在談到他接觸的那些殺人者時，說 "歸根到底他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希望別人如何看待他，是兩個核心問題。而這兩個問題也正是關于想象的問題。正是這兩個問題導致當今印尼始終沒有一個徹底改變面貌的突破口，而歷史的陰霾依然非常具有破壞性的籠罩著今日。"

有一種永遠永不覺醒的罪惡，他的名字叫“正確”。劊子手們對自己的行為永遠感到正確，因為他身邊生活著的都是劊子手。他們不會反思，便永遠無法得以矯正，而周遭其他的聲音，都沉默了，包括受害者。而善良，無從被覺知，便不會存在。

由此我突然發(fā)現(xiàn)我為何會為《圣誕快樂，勞倫斯先生》、《地雷區(qū)》、《鋼琴師》這樣的二戰(zhàn)題材電影久久感動著，因為那些故事里，在宏大的帝國主義背景下，有作為個體的人性覺醒和小小反叛，即便是身著戎裝、刻板嚴肅的軍官，也會感情用事。人是有弱點，也是有溫度的。

看完這部紀錄片，感覺想說的很多，卻深陷疲憊中，感到如鯁在喉，不知從何說起。希望有朋友感興趣的話也去看看，了解一下這段歷史，然后我們可以繼續(xù)深入探討一下。

生活本身比電影荒誕多了，如果我們覺得生活平淡，那大抵有兩個原因，要么我們其實很幸運地遠離了罪惡，要么我們已經(jīng)習慣了周遭的罪惡并陷入麻木，希望我們永遠不要成為后者。

愿世界和平。

一段快要被遺忘的歷史，30萬華人在異國他鄉(xiāng)遭到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一部反映印尼蘇哈托時期930事件的紀錄片《殺戮演繹》入圍奧斯卡金像獎。盡管這30萬華人都已入籍印尼，但仍舊是與我們骨肉相連的同胞……

這是奧斯卡對中國的貢獻，美籍導演的作品。 無論是在天國還是人間，邪惡始終都是制約正義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假如這股力量不復存在，正義便無立錐之地，或者正義也將淪為邪惡。